1、行业需求与技术创新助力全球制造业发展进入4.0阶段

  随着新科技发展，各国制造业也开始新一轮变革浪潮。从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制造业经历机械化、电气自动化、数字化三个阶段，进入以网络化，智能化为代表的工业4.0发展的阶段，技术的发展促使生产力不断提高，而更高的生产力和利润率的追求促使行业不断发生变革。

  工业2.0-3.0的技术已较为成熟，在全球市场落地和应用的渗透率较高。而中国在这一方面起步较晚，仍将持续追赶工业2.0-3.0的技术基础。工业4.0是伴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新技术，目前尚不成熟，市运格局未定，中国也将持续在新技术上发力，整体提升制造业的基础实力。

  中国制造业自改革开放开始，已经历四个主要阶段:1978年至90年代初，中国开始从重工业到轻工业建立较完整地制造业体系；90年代初到20世纪末，制造业进入超高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第二产业GDP增速在20%-40%；20世纪末到2016年，是中国制造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阶段；2016年至今，中国第二产业GDP增速下降至个位数，同时贸易摩报，国际局势变得复杂，中国进入产业升级，内需拉动的新时代。

2、诸多机遇挑战使中国制造发展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产业环境。一方面中国制造体量大，产业具备全产业链以及规模化、集群化优势，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地位稳固；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地位，附加值较低，且抗风险能力有待提高，产业结构调整，敏捷性提升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客户需求。消费升级带来高附加值产品需求增长，且中国消费者和客户群数字化程度较高；但是产品需求多样化、迭代速度提升明显，同时客户需求从有形产品向服务体验延伸，使得制造体系的复杂度显著增加。

  产业政策。中国智能制造政策范围广，推进力度大，且从顶层设计向落地应用转变，有形的手支撑制造业实体变革；然而，政策尚未在制造业转型方面形成可以复用的规范及产业标准，且产业深化落地仍待持续探索。

  技术基础。中国持续加强研发支出，新型基础设计相关技术发展势头向好，另一方面，高端技术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卡脖子现象仍然存在，同时也面临技术落地路径不清，规模化扩展遇到阻碍等问题。

  人才发展。工程师人才红利显著提升，为企业提供潜在数字化转型核心人才。但是目前中国面临基础工人劳动力红利减弱的挑战，同时新型人才和组织的培养管理或将成为实施制造转型升级首要障碍。

3、三大抓手及两大基本点构成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要素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将依赖三大抓手。一是卓越的制造体系。以精益制造为基础，通过提升柔性自动化能力，打通工厂内外数据、推行智能化应用等路径、优化核心生产系统与外延运营环书，实现生产制造环节的提质增效、降本、减存。二是提供全场景客户价值。围绕客户全场景需求，定义新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点，同时依托企业端到端价值链的数据打通，实现针对客户需求的敏捷响应与产品的服务化运营，不同类型的企业需要重点关注不同的价值链优化，如供应商到市场投放的价值链，企业管理到售后服务的价值链，研发到消费者的价值链等。三是创新的业务模式。通过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广泛连接，加强产业协同创新、形成更广域的数字制造生态，除了通过如工业互联网技术连接至合作方外，还将通过新的资本合作深度绑定技术服务商、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等其他重要生态组成那分，实现上下游敏捷协同，用户驱动制造(C2B)等新的业务模式，为制造企业业务增长提供新的加速引擎。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还将需要两大基本点。一是智能制造5C架构。包括智能制造的基础架构，从感知层、分析层、网络层、决策层到配置层，逐层完成智能制造的价值实现，这背后是物联网、云计算、工业大数据及数据治理、工业互联网等技术的支持；其工业云构建连接和计算基础，物联网构建工程边缘核心，工业大数据和数据治理技术提升认知效率，工业互联网形成多级协同。智能制造关键技术中新与老技术虽然处在不同的成熟度，但基本都有落地的手段，因此与制造企业本身的流程、模式，痛点的匹配显得尤为重要。制造业转型要在基于宏观产业发展、战略需求的蓝图上，通过现场的深度调研和价值梳理拆解真实明确需求，制定详细的规划后进行技术落地。二是高效敏捷的数字化组织。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以及新基建政策的推动，转型的智能制造产业成为吸引创新型人才的新热点，而智能制造与传统生产模式差异较大，对人才要求普遍较高，OT (运营技术)/DT(数据技术)/AT(分析技术)/PT(平台技术)融会贯通的复合型人才将是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骨干。与此同时，制造企业需要发展敏捷组织管理模式，建立合适的组织形式、机制、绩效体系，以便为业务转型和技术创新提供保障和支撑。